来源：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表时间：2012-09-19   阅读次数：2689   作者：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华东师范大学黄书光主持完成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中国传统教化的近代变迁与转型研究》（课题批准号: DAA060084）。课题组成员有：王有英、刘静、王喜旺、马云、吕雯慧、张济洲、崔玉婷、张雪红。

一、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目的与方法

本课题旨在探索中国传统教化如何在外力冲击和内在变革中进行近代意义的转型及其历史经验，并以问题的形式，从多个角度反映近代教化主题的深刻变迁。

研究基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和近代教育变革发展的事实，系统地研究中国传统教化的近代转型与变迁，全面探讨这一独特的“千秋教化”在近代的演变过程、发展特点、经验教训、历史启迪，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方法论的指导思想，采用以历史学、教育学为主的多学科比较研究视角，注重吸收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民俗学、传播学、文化学、哲学、宗教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中国传统教化的近代变迁与转型”进行专题性和综合性的整体研究。

整个研究努力贯彻“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原则，力求做到叙事与说理的结合、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历史与逻辑的结合，注意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教化主题进行专题考察与比较，以期对传统教化的近代变革过程、发展特征、转型动力、经验教训等方面进行深刻反思，以服务和服从于当代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和“以德治国”的战略需要。

本课题由主持人负责，课题组成员形成团队，分工合作，耗时5年时间才得以完成，研究技术路线为：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以专题为形式广泛收集各类原始资料和今人最新研究成果，对近代教化的典型主题和案例进行实际调研，包括在沿海及内地部分乡村进行田野调查，以求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在撰写中，力求在说理过程中穿插叙事研究；同时要求加强多学科理论素养和开放性学术视野，注重成员间的学术研讨与团结协作，按时按质完成研究计划。

（二）研究内容

课题研究先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教化系统——儒学教化在近代遭遇到巨变而渐趋瓦解的过程，进而展现各种现代性教化话语在政治斗争与意识形态重构中进行的激烈教化权力论争，然后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教化主题进行专题考察与比较，以期对传统教化的近代变革过程、发展特征、转型动力、经验教训等方面进行深刻反思。选取的主题包括：近代绅士转型与传统教化转向、妇女的人格解放与乡村教化对象的历史嬗变、传统家族教化的近代转向、新式传播媒体与近代小说、戏剧转型中的教化意蕴、宗教变革中的教化图景、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教化实验、近代教育体系构建中的教化精神、新民主主义激流中的乡村教化实践。研究内容由以下九章构成：

第一章，中国传统教化思想的批判与现代性教化话语的多元建构。儒学教化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遂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教化思想，并进而构筑了一整套由学校和非学校组成的严密的教化组织系统。这一组织系统历经佛、道冲击而能自我调适，与时俱进；却在近代遭遇到“前所未有之变局”，社会结构异动与“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致使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教化体系渐趋瓦解，支撑这一体系的价值观念与思想内核亦招来越来越激烈的批判与否定。与之相应，各种现代性教化话语的代言者伴随政治斗争与意识形态重构纷纷登台，进行着十分激烈的教化权力论争，他们都力求在“后儒学”时代彰显自己独具匠心的新教化主张和社会理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同学术派别的有识之士开始构建其各具特色的现代性教化话语。既有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教化思想的两军对峙，又有自由主义教化思想的学理建构，更有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教化思想的自觉探索，从而呈现出教化与思想转型、政治变革的内在关联，并凸显20世纪上半叶现代性教化话语的复杂生态及其理论走向。

第二章，近代绅士转型与传统教化转向。传统乡村社会在自身固有逻辑轨道上运转，介于官与民之间的绅士群体维系着乡村无为而治，但是随着近代社会的急剧变革，儒家主流价值体系崩溃带来了乡村士人思想流变，传统“士”阶层自觉或不自觉实现着身份转变和职业流动，近代绅士阶层开始艰难转型，处于近代教育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乡村绅士经受着趋新与守旧嬗变的痛苦和抉择。废科举、兴学堂，颁布新学制等举措，强烈震撼乡村底层士人的心灵，在复杂利益考量下，乡村士人在言论、行为上呈现诸多矛盾与悖论，折射出底层士子心理、精神上的痛苦挣扎，展现了近代教化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化。

第三章，妇女的人格解放与乡村教化对象的历史嬗变。随着女子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与列强的隆隆炮声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近代女子教化价值观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洋务派企图形成“利兴弊去，二百兆裙钗皆能佐夫教子”的伦理教化观 ；维新派提出“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的贤妻良母教化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提出应使广大女性“有学问而后有知识，有交际而后有社会，有营业而后有生利，有出入自由而后去种种之束缚、得种种之运动”妇女伦理教化主张；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则有民主主义者的妇女伦理观。正是这些观念的嬗变引发了对教化实践的探索。大量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建立了教会女子学校，教会女学的出现，对中国延绵了几千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促进了中国女学的自我觉醒，国人开始自办女学堂，这些女学堂为中国近代妇女较为系统的教化与发展提供了正规场所。同时，“让沉默者说话，为无言者立言”的妇女报刊也开始产生并逐渐成为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进步。妇女报刊在丰富中国新闻事业的内容的同时，在妇女教化方面更是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四章，传统家族教化的近代转向。在近代社会变革的推动下，富有封建色彩的传统家族教化开始出现资产阶级性质的转向。传统家族教化的转向从整体上看涉及教化系统、教化地位、教化传递方式、教化内容等四个主要的方面。从家族教化系统看，伴随着封建宗法社会的瓦解，家族教化的权利开始从封建大家族向近代小家庭转移。从家族成员的教化地位来看，伴随着民主、平等、自由等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传播，封建家族严格的伦理等级秩序遭到破坏，父权和夫权受到了打击，家族成员之间开始形成平等的关系，儿孙和妇女在家族教化中的地位明显得到提升。从家族教化传递模式看，家族教化传递不再是从长辈到晚辈的单向传递，年轻一代开始横向接受时代先进文化影响，并进而影响长辈和同辈，促进了家族生活的改造。从家族教化的内容上看，家族教化中涉及到的爱国观、知识观、职业观等内容都逐渐摒弃了传统家族教化中内蕴的封建因素，修身教育开始关注独立人格、公德、个性等新的道德要素，注意塑造适合近代社会的健全人格。传统家族教化在教化系统、教化地位、传递方式、教化内容等四个方面的转型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它们共同规定着家族教化的近代走向。

第五章，新式传播媒体与近代戏剧、小说转型中的教化意蕴。伴随着19世纪末期报刊等印刷媒介的兴起与繁荣，20世纪中后期报纸、广播、电视、光盘、网络等电子媒介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并且呈现出不可遏制的发展势态。新式传媒媒体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它通过其信息传递功能和宣传教化功能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和生活习惯。报纸，相对其他新式传播媒体，其成本低廉、便于携带，因而成为中国近代传播媒体中的主体。西方传教士和商人。首先把“新闻纸”这一近代化的传播媒体介绍给中国读者，目的是为了“通中外之情，载远左之事，尽古今之变”，此后，报纸的教化功能逐渐被认知：可以“知地方之机宜”，“知讼狱之曲直”；能开风气，开报馆、阅读报纸，对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大有裨益；能启民智，报纸是提高“民之识见”和“民之智量”的重要手段；还具有开言路、通民情、助变法等政治教化功能。除了报纸之外，还有电影、广播、电视等新型媒体。另外，小说被小说界视为启蒙民众、改良社会的最佳工具，它在“开通民智”、“涵养民德”、“裨国利民”、“唤醒国魂”有其独特功能。与此同时，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和深重的民族危机，戏剧在以戏救国，新民救亡方面起了积极的教化作用。

第六章，宗教变革中的教化图景：以佛、耶为中心的考察。与世俗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相适应，宗教领域也发生了急剧的变革，宗教教化的变革即是其有机组成部分。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面对世俗民众对佛教教化 “合法性” 的质疑，佛教徒以其对佛典的创造性诠释为路径，从佛教的入世本性、佛教与迷信的截然相别两方面论证了佛教教化的“合法性”，为佛教教化的展开扫清了障碍；与古代社会僧徒垄断教化权力明显不同的是，教化权力主体分化为僧徒、居士、革命家与思想家三部分，分别在教化中发挥了灵魂、主力军、不自觉的推动者的作用，在力量互补中拓展、提升了佛教教化的广度与深度；佛教教化的开展实质上是一个与世俗文化争夺教化空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面对西方科学与儒家思想这两大文化洪流，佛教徒都采取了顺应、迎合的姿态，这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佛教与世俗文化争夺教化空间的激烈程度；对于基督教出于教化目的的冲击与打压，佛教徒旗帜鲜明的激烈反击与不无策略的主动示好，对缓和佛、耶二教在教化上的资源争夺，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方面都雄辩地表明，近代中国的宗教教化场域绝非荒诞与愚昧的实验场，而是理性与清明的展示地。

第七章，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教化实验。20世纪20、30年代是多种文化思潮的理论争鸣与探索实验时期，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不仅反映在不同社会背景与学术背景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与教育主张上，而且更为具体、生动地体现于他们所开展的乡村建设实验中。在多元文化的交汇、碰撞与融合的大背景下，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等著名教育家主持的邹平、定县、晓庄之乡村教化实验，基于“往东走”与“往西走”的不同文化路向，在文化旨趣上，体现出儒学生命化与西学本土化之别，前者是孔子人生态度的现代诠释，后者则是自由、独立的“新民”构想；在组织形式上，表现出“以教统政”与“以政统教”之别，前者是古代乡约的现代改造，后者则为教化实验提供了现代政治保障；在教化的主要内容上，则显示了人生行谊教育与公民教育、科学教育之异，前者以让乡下人“活起来”的中国的“老道理”为主，后者则是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现代性教化。但二者并非截然对立，他们在救国救民的目标、“化农民”与“农民化”的角色定位上，仍有相似、相同之处，应对其进行“同情的理解”。

第八章，近代教育体系构建中的教化精神。近代以来，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传统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在中国的内在矛盾和西方的经济、文化、军事的冲击的双重压力之下遇到了空前的危机。清末新政时期《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的确立，为以西方的教育模式为基础的新式学堂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使儒家伦理与意识形态，失去了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教育的内容也已经由儒家经典为主转向包括科学知识和外语的多元内容。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国家丧失了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儒学教化制度体系彻底崩溃。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学校体系依然坚持了“修身第一”的理念和传统，“中体西用”依然是学校教化的核心精神，目标依然是培养忠君爱国具有良好自身修养的臣民，只不过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西方科学知识与技能的要求。国民政府建立之初，政治目标是建设一个民主共和的现代民族国家， 1912年与1922年颁布的两个学制比较彻底地摆脱了儒学教育的束缚，以培养独立、自由的新国民为目标，更重视对民众的教化，表现了教化重心的下移。公民科代替修身科，正式进入国家课程体系，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由国家主导培养现代公民的尝试。这一时期，国家主导的社会教育体系也逐渐成熟，与学校教育并举，承担了开民智、塑造新国民的使命。1927年，国民党政权成立后，由国民党主导的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和渗透日益紧密，三民主义教育宗旨被写进国民党党纲，被扭曲的“三民主义”成为国家教化精神的唯一合法性来源。但是，由于“三民主义”的一元政治教化与强调民主与科学的现代教育精神之间的根本冲突，使得学校教化不仅失去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支持，也没有得到广大大众的认同，因此，在实践中遭遇困境，最终没能实现培养新国民、建立民主国家的教化目标。

第九章，新民主主义激流中的乡村教化实践。20世纪前半个世纪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中国社会相结合并逐步本土化的时期。为适应战争需要，也为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理论与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结合，逐步形成了“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社会教育重于普及教育”的新民主主义乡村教化理念，创造性地构建了独具特色的乡村教化体系。这一教化体系普遍开设了识字课、政治课、军事和自然常识课、算术课、唱歌课等课程，采取了冬学、夜校、半日校、数日校、俱乐部、识字班、读报组、民教馆、送上门教、捎条子、识字牌、黑板报、剧团、救亡室、秧歌队、文化岗等灵活多样的教化方式。作为战争年代文化建设的一朵奇葩，革命根据地的乡村教化呈现出逐步健全管理系统、坚持群众办学路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注重教员的选择和培养、重视妇女教育等特点，在强化群众的阶级意识和思想觉悟、提升乡村妇女的政治素养、形成良好的乡村社会风貌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结论与对策

通过对中国传统教化在近代变迁与转型中教话话语、教化权力、教化主体与客体、教化的内容和方式、教化的载体、教化的主要场域和另类的教化力量等的多角度，深层次研究，我们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传统教化主题的认识与体悟，凸显了传统教化在近代社会的种种变迁与转型特征，更深入地理解了传统教化的近代变革过程、发展特征、转型动力、经验教训，从而丰富了对中国“千秋教化”的系统理解和全面把握。具体而言，传统教化在近代社会的种种变迁与转型特征主要表现在：

（一）在近代，中国传统教化话语由单一走向多元，教化权力由儒学教化独占演变多种教化力量激烈争夺。

（二）随着社会急剧变革和价值观念变迁，教化的主体与客体都了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作为教化主体中坚力量的乡村绅士在经受着趋新与守旧嬗变的痛苦和挣扎中缓慢转变，另一方面，教化的客体扩大，妇女越来越成为教化的重要对象，甚至反客为主，开始有意识争夺教化的权力。这些变迁从一个侧面展现近代教化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化。

（三）近代教化的内容和方式与传统教化也有很大不同，从教化的主要机构——家族和学校中看，以儒学为核心的教化内容和单向传递、口传身授的教化方式，逐渐演变成以民主、平等、自由等价值观念为导向，注重培养独立人格、公德、个性的新式教育方式，教育内容也多以西方科学知识与技能为主。

（四）近代教化的载体和传统教化大相径庭，报纸、电影、广播、电视等多样化的新式传播媒体与装着新酒的传统小说戏剧相互配合，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和生活习惯，有力促进了传统教化的近代转向。

（五）乡村是中国教化的主要场域，是近代思想家进行教化改革实验的主要基地，无论是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等著名教育家主持的邹平、定县、晓庄之乡村教化实验，还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理论与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结合，逐步形成的新民主主义乡村教化理念，都志在形成良好的乡村社会风貌，救国救民乃至强国强民。中国传统教化在旧的场域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六）教化的一支另类力量——宗教教化在近代积极变革，努力论证其“合法性”，不断丰富教化权力主体的构成，同时张弛有度、因事制宜地与佛、耶二教争夺着教化空间，在传统教化的近代传型中写下了独特的一笔。

三、成果与影响

通过长期的深入研究，本课题形成的成果主要有一部著作和11篇相关论文。著作名为《变迁与转型：中国传统教化的近代命运》，共32万字的，拟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中国传统教化的近代变迁与转型是中国近代史和近代教育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已引起国内外部分学者的重视，先后出版了一些相关的研究著作，对中国明清时期道德教化及近代社会教化问题做了不同程度的专题探讨。但从总体上看，这一领域缺乏较为系统的整体研究，关于中国传统教化的近代变迁与转型研究仍是教育史研究领域较为薄弱的环节。本项目研究旨在弥补中国近代教化研究方面的不足，推进教育史的学科建设。研究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力图为当代公民道德建设、道德教育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鲜活的历史经验。当代公民道德建设、道德教育改革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固然应该把握住21世纪的时代发展脉络，吸收西方最新教化理论；但同时必须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深厚文化土壤和国情民性中，努力探索源远流长的民族传统教化在近代的艰难转型及其利弊得失，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挑战，保证当代中国社会教化特别是乡村社会教化得以在“中外融通”的理论基础上推陈出新，使之沿着正确的发展方向不断迈进。这一接续传统、立足现实、指向未来的中国传统教化的近代变迁与转型研究构想，正是本课题的一得之见和创新所在。

在成果公开报告会上，同行专家认为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内容丰富，创新性明显，切入视角独特，研究载体别出心裁，浓厚的现实关照下，不仅在宏观上通过对人们的文化生活、社会关系、教育方式、宗教信仰的描述充分反映了中国近代的社会剧变，而且在微观上通过对一些具体而鲜活的个人的生存境遇和生活形态的描绘，细致刻画了在社会剧变、教化多元的环境下人们的心理和精神状况，从而弥补了中国近代教化研究方面的不足，推进教育史的学科建设，从历史经验的角度为当前道德教育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珍贵的启示。

四、改进与完善

本课题的成果主件《变迁与转型：中国传统教化的近代命运》已完成，下一步准备在本书的细节上精心打磨，努力使本著作出版后能经得起更多读者、更长时间考验。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教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教化彰显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独特内涵和魅力；而中国传统教化的近代变迁与转型，更显示了外力冲击下中国教育的自主变革与创新。整体而言，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教化逃脱不了逐渐走向衰微和瓦解的历史命运，但在漫长的变迁与转型中它又慢慢地走向新生，并不由自主地融入到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教育学”之自主建构中。因此，中国传统教化与当代中国教育学重建，仍然是目前教育理论界与实践值得关注的重要论题。因此，本课题在完成了中国传统教化在近代变迁与转型的研究后，打算进一步探讨中国传统教化与中国教育学的关系及其两者的重建与双向互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