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凯德·梅茨

导读：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地时间10月8日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约翰·J·霍普菲尔德（John J. Hopfield）和杰弗里·E·辛顿（Geoffrey E. Hinton），表彰他们在使用人工神经网络进行机器学习的基础性发现和发明。

1947年，辛顿出生在英国伦敦。20世纪70年代初，辛顿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读研究生时开始研究神经网络。《纽约时报》指出，当时几乎没有多少研究人员相信这个想法。

1978年，辛顿获得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如今他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担任教授。2019年，辛顿与蒙特利尔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约舒亚·本希奥（（Yoshua Bengio））以及纽约大学教授杨立昆（Yann LeCun）一起获得了被称为“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图灵奖，以表彰他们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方面的工作。这三位科学家被并称为“深度学习三巨头”，辛顿也被外界称为当代人工智能的“教父”。

《连线》杂志和《纽约时报》的知名记者凯德·梅茨在《深度学习革命》一书中，回顾了深度学习革命及其背后的企业家、科学家如何穿越人工智能的寒冬，将深度学习带给全世界。杰弗里·辛顿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他因腰椎间盘问题多年未坐下，在多伦多大学用站立式办公桌。2012 年，他和学生打造的神经网络取得突破，改变了机器看待世界的方式。随后他在学生游说下创立 DNNresearch 公司，中国公司出价收购，引发百度、谷歌等 4 家公司竞拍。竞拍在太浩湖的哈拉斯赌场酒店进行，最终谷歌以 4400 万美元收购。辛顿选择谷歌是为研究找到合适归宿。他的故事反映了神经网络技术的发展历程以及在科技行业引发的 “全球军备竞赛”。

以下就是《深度学习革命》一书中的精彩故事。

当杰弗里·辛顿在多伦多市区登上开往太浩湖的公共汽车时，他已经有7年时间没有坐下来过了。他经常说：“我上一次坐下来是在2005年，那是一个错误。”十几岁时，他在给母亲搬取暖器的时候第一次受了伤。到了50多岁，他如果要坐下来，就要冒着腰椎间盘滑脱的风险，而一旦腰椎间盘滑脱了，疼痛会使他卧床数周。所以，他不再坐下。他在多伦多大学的办公室里用的是一张站立式办公桌。吃饭的时候，他就跪在桌旁的一个小泡沫垫板上，泰然自若，像一位祭坛旁的僧人。乘坐汽车的时候，他会躺在后座上。如果是长途旅行，他就乘火车。他不能乘飞机，至少不能搭乘商业航空公司的飞机，因为这些飞机在起飞和降落时要求乘客保持坐姿。他说：“我每天都很煎熬，情况发展到了可能会瘫痪的地步，所以我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如果我能完全控制自己的生活，它就不会带来任何问题。”

那年秋天，他躺在公共汽车的后座上奔赴纽约，再乘火车一路前往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特拉基的内华达山脉顶峰，然后在出租车的后座上伸直双腿，30分钟后，他抵达了太浩湖。之后，他创立了一家新公司。公司的创始人还包括另外两个人，他们是在他大学实验室里做研究的年轻研究生。这家公司不生产任何产品，也没有生产产品的计划。公司的网站上只提供了一个名字——DNNresearch，这个名字比这个网站还缺乏吸引力。当时64岁的辛顿在学术界看来很自在，他留着一头乱蓬蓬的白发，穿着羊毛衫，有幽默感，在这两名学生的游说之下，他才决定创立这家公司。但当他抵达太浩湖时，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已经出价1200万美元，要收购他刚刚起步的公司，另外三家公司也很快加入竞拍，其中包括两家美国最大的科技公司。

辛顿去了哈拉斯和哈维斯，这两家高耸的赌场酒店位于太浩湖南边的滑雪山脚下。那些由玻璃、钢铁和石块构成的建筑物矗立于内华达州的松树之间，赌场酒店也可以作为会议中心，提供数百间酒店客房、数十个会议厅和各种各样的二流餐厅。2012年12月，那里举办了一场名为NIPS的计算机科学家年度聚会。NIPS的全称是“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尽管从名称上看是要深入研究计算机的未来，但NIPS其实是一个专注于人工智能的会议。作为一名出生于伦敦的学者，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辛顿一直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探索人工智能的前沿领域，他几乎每年都会来NIPS，但这次不同。虽然那家中国公司已经锁定了对DNNresearch的兴趣，但他知道其他人也感兴趣，NIPS似乎是一个理想的拍卖场所。

两个月之前，辛顿和他的学生改变了机器看待世界的方式。他们已经打造了所谓的“神经网络”，即一个模仿大脑神经元网络的数学系统，它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准确度识别常见的物体，比如花朵、小狗和汽车。辛顿和他的学生展示出，神经网络可以通过分析大量的数据来学习这种非常人性化的技能。他称之为“深度学习”，其潜力巨大。这项技术不仅会改变计算机视觉，还会改变一切，从可对话式数字助理到自动驾驶汽车，再到新药研发。

神经网络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但是早期的开拓者从未让这项技术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工作。到了21世纪，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放弃了这项技术，认为这是一条技术上的死胡同，并对研究人员在过去50年间试图让数学系统以某种方式模仿人类大脑的自负探索感到困惑。当那些仍然在探索这项技术的研究员向学术期刊提交论文时，他们通常会将研究伪装成其他东西，用不太会冒犯其他科学家同行的语言来代替神经网络这个词。但是，仍然有少数人相信这项技术终有兑现预期的那一天，辛顿就是其中之一。他设计的机器不仅能识别物体，还能识别口语词汇、理解自然语言并进行对话，甚至可能解决人类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为探索生物学、医学、地质学和其他科学的奥秘提供了创新的、更精确的方法。即使在他自己的大学里，这也是一种古怪的立场。他持续地请求学校聘请另一位教授与他一起工作，在漫长而曲折的奋斗中打造能够自行学习的机器，但学校多年来一直予以拒绝。“一个疯狂的人做这件事就够了。”他说。但是，在2012年的春天和夏天，辛顿和他的两名学生取得了突破：他们证明了，神经网络能够以超越其他任何技术的精度识别常见的物体。他们在那年秋天发表了一篇长达9页的论文，并向全世界宣布，这项技术就像辛顿长期以来所宣称的那样强大。

几天之后，辛顿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来自一位名叫余凯的人工智能研究员，他当时在中国科技巨头百度公司工作。表面上看，辛顿和余凯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辛顿出生于战后英国的一个著名的科学家家庭，这一家人的影响力与自身的怪癖相得益彰。辛顿曾在剑桥大学学习，在爱丁堡大学获得人工智能博士学位，并在接下来的30年里担任计算机科学教授。余凯出生的时间比辛顿晚30年，他在中国长大，父亲是一名汽车工程师，余凯先后在中国南京和德国慕尼黑读书，然后去了美国硅谷的一家企业研究实验室工作。这两个人的阶级、年龄、文化、语言和地域各不相同，但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兴趣：神经网络。他们最早是在加拿大的一场学术研讨会上认识的，这场研讨会属于民间活动的一部分，旨在重振这个在科学界几乎处于休眠状态的研究领域，并将这一想法重新命名为“深度学习”。余凯是参与传播这一信仰的人之一。回到中国之后，他把这个想法带到了百度，在那里，他的研究引起了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注意。当这篇长达9页的论文在多伦多大学发表时，余凯告诉百度的智囊团，他们应该尽快招募辛顿。在邮件中，他将辛顿介绍给了百度的一位副总裁，这位副总裁为辛顿短短几年的工作成果报价1200万美元。

起初，辛顿在北京的这家“追求者”认为双方已经达成了协议，但辛顿并不是那么确定。最近几个月，与他建立联系的还有其他几家公司，规模有大有小，其中包括百度的两个美国大型竞争对手。这些公司也打电话到辛顿在多伦多大学的办公室，询问需要支付多大的代价才能招募他及他的学生。看到了更多的机会之后，他问百度，在接受其1200万美元的报价之前，他是否可以寻求其他的报价，百度同意了。于是，他彻底扭转了形势。在学生的启发下，他意识到百度及其竞争对手更有可能花巨资收购一家公司，而不是花同样的钱从学术界招募几名新员工。于是他创立了一家自己的小公司，命名为DNNresearch，以呼应他们专注研究的“深度神经网络”（Deep Neural Networks）。他还咨询了多伦多的一名律师，关于如何让一家仅有三名员工、没有产品、几乎没有经营记录的初创公司的价格最大化。在这位律师看来，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可以聘请一名专业的谈判代表，但这样做存在一定的风险，可能会激怒那些预期的潜在收购方；二是可以组织一场拍卖活动。辛顿选择了拍卖。最终，4家公司加入了对他的新公司的竞拍：百度、谷歌、微软和DeepMind。当时，DeepMind是一家成立仅两年的世界上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的初创公司，它设立在英国伦敦，由一位年轻的神经科学家戴密斯·哈萨比斯创立，而它即将成为这个时代最著名且最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实验室。

在举行拍卖的那一周，谷歌的工程主管阿兰·尤斯塔斯（Alan Eustace）驾驶自己的双引擎飞机降落在太浩湖南岸附近的机场。他和谷歌最受尊敬的工程师杰弗里·迪恩（Jeff Dean）一起与辛顿及其学生在哈拉斯赌场酒店顶楼的餐厅共进晚餐，这是一家牛排店，其装饰点缀着1000个空酒瓶。当天是辛顿的65岁生日。他站在吧台旁，其他人坐在高脚凳上，他们讨论了谷歌的野心、拍卖，以及他在多伦多大学实验室正在进行的最新研究。对谷歌的人来说，这顿晚餐主要是为了和辛顿的两名他们从未谋面的年轻学生初步接触一下。百度、微软和DeepMind也派了代表到太浩湖参加活动，其他人在拍卖中各司其职。为辛顿和他的学生拉开比赛序幕的百度研究员余凯，在拍卖开始前已经与他们开过会了。但是，所有的竞拍者并没有在同一时间聚集在同一个地方。拍卖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大多数报价都是通过竞拍者的高管从世界各地发出的，包括加州、伦敦和北京。辛顿向各方保密了其他竞拍者的身份。

辛顿在哈拉斯赌场酒店的房间里进行拍卖，房间号是731，这里可以俯瞰内华达州的松树和白雪皑皑的山峰。每天，他都会给下一轮的报价设定时间，在指定的时间，他的两名学生来到他的房间，通过他的笔记本电脑查看报价情况。两张大床的床头之间有张桌子，上面倒放着一个垃圾桶，笔记本电脑就放在垃圾桶上，这样辛顿就可以站着打字了。报价是通过谷歌运营的电子邮件服务Gmail进行的，因为辛顿有一个Gmail的电子邮件账号。但是，微软不喜欢这样的安排。在拍卖开始前的几天，微软抱怨称，其最大的竞争对手谷歌可能会窃取他们的私密信息，并以某种方式操纵报价。尽管对辛顿来说，这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他也曾与学生们讨论过这种可能性，他认为，这更多的是微软对谷歌强大且不断增长的实力的一种尖锐评论。从技术上讲，谷歌可以阅读任何Gmail邮件信息。尽管邮件服务条款说它不会，但现实是，如果它违反了这些条款，可能也没有人会知道。最终，辛顿和微软都将他们的担忧放在了一边。他说：“我们相当有信心，谷歌不会阅读我们的邮件。”尽管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但这是一个充满意义的时刻。

拍卖规则很简单：每次拍卖开始之后，这4家公司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将报价提高至少100万美元。这一个小时的倒计时以最新报价的电子邮件时间戳为准，一个小时之后，如果没有新的报价出现，当天的拍卖就结束。DeepMind用公司股份报价，而不用现金，但它无法与科技领域的巨头们竞争，很快就退出了。百度、谷歌和微软留了下来。随着报价不断攀升，先是1500万美元，然后是2000万美元，微软也退出了，但后来又重新回来。当辛顿和他的学生们讨论自己更愿意加入哪家公司时，每一个微小的时刻都似乎意义重大。在某天下午的晚些时候，当望着窗外的滑雪山峰时，他们看到两架飞行方向相反的飞机飞过，在空中留下了一个交叉的轨迹，像一个巨大的字母X。在房间里的兴奋气氛中，他们想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然后才想起谷歌的总部设在一个名为山景城的地方。“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加入谷歌，”辛顿问，“还是说不应该加入？”

报价到2200万美元时，辛顿暂停了拍卖，他与其中一名竞拍者进行了讨论，半个小时之后，微软再次退出。现在，就剩下百度和谷歌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家公司的报价更高了。最初是由余凯为百度报价，但当价格达到2400万美元时，一名百度的高管从北京接手了。余凯时不时会去731房间看看，希望至少能稍微了解一下拍卖的走向。

尽管余凯对此毫不知情，但他的出现对辛顿来说是一个问题。辛顿已经65岁了，去太浩湖时经常生病，那里的空气寒冷、稀薄且干燥。他担心自己可能会再次生病，他不想余凯或其他任何人看到他这样。“我不想让他们认为我年纪大了，衰老了。”他说。于是，他把靠墙的折叠沙发上的坐垫都拿下来，放在两张床之间的地板上，把一个熨衣板和其他几个结实的东西插在缝隙里，再用水浸湿几条毛巾搭在上面，每天晚上，他都睡在这个临时搭建的“雨棚”所创造出的潮湿空气中。辛顿觉得，这会让他的病情得到控制。问题是，随着拍卖的进行，余凯这个戴着眼镜的圆脸男子不断地跑过来聊天。辛顿不想让余凯看到自己为了保持健康下了多大的决心。所以，每次余凯过来，辛顿都会把目光转向他的两个学生，也就是他的三人公司里的另外两个人，让他们把坐垫、熨衣板和湿毛巾都藏起来。“这是副总裁们的职责。”他对他们说。

有一次，余凯没拿背包就离开了房间，当辛顿和他的学生们注意到椅子上的背包时，他们考虑是否应该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能透露百度的意向报价。但他们没有这么做，因为觉得不妥。不管怎么样，他们很快就意识到百度愿意出更高的价格：2500万美元、3000万美元、3500万美元。不可避免的是，下一次报价要到一个小时倒计时终止前的一两分钟才会出现，这使得原本接近尾声的拍卖再次被拉长。

价格攀升到如此之高，辛顿于是把报价的窗口时间从一个小时缩短到30分钟。报价迅速攀升至4000万美元、4100万美元、4200万美元、4300万美元。“感觉我们像是在拍电影。”他说。一天晚上，接近午夜，当价格达到4400万美元时，他再次暂停了拍卖。他需要睡一觉。

第二天，大约在拍卖开始前30分钟，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拍卖开始的时间将被推迟。大约一个小时后，他又发了一封。拍卖结束了。在头一天晚上的某个时刻，辛顿决定把他的公司卖给谷歌，而不再把价格推得更高。在发给百度的邮件中，他说自己将把收到的其他任何信息转发给他的新雇主，尽管他没有说新雇主是谁。

后来他承认，这是他一直想要的。就连余凯也猜到辛顿最终会去谷歌，或者至少是另一家美国公司，因为辛顿的腰背健康状况让他无法承受中国之旅。事实上，余凯很高兴百度在竞拍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他认为，通过将美国竞争对手推向极限，百度的智囊团已经意识到深度学习在未来几年有多么重要。

辛顿终止了拍卖，因为对他来说，为自己的研究找到合适的归宿比最终获得最高的价格更重要。当他告诉谷歌的报价者他接受4400万美元的价格时，他们认为这是在开玩笑，因为他们觉得他不可能放弃仍然在不断攀升的报价。辛顿不是在开玩笑，和他一样，他的学生们也看到了这种情况。他们是学者，不是创业者，更忠于自己的创意和想法，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

但是，辛顿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想法有多大的价值。没人知道。在这4家公司里散布着一小批科学家，辛顿及其学生们与他们一起，很快就将这个单一的想法推向了科技行业的中心。在此过程中，他们突然戏剧性地加速了人工智能的进步，包括可对话式数字助理、自动驾驶汽车、机器人、自动化医疗健康，以及自动化战争和监控（尽管这二者从来不是他们的目的）。“它改变了我看待技术的方式，”阿兰·尤斯塔斯说，“也改变了很多人对技术的看法。”

有一些研究人员（其中最著名的是DeepMind背后年轻的神经科学家戴密斯·哈萨比斯）甚至认为自己正在建造一台机器，这台机器可以做人脑能做的任何事情，并且只会做得更好。从计算机时代的早期开始，这种可能性就抓住了人们的想象力。没有人确切知道这台机器什么时候会出现，虽然从短期来看，推出的机器距离真正的智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但其社会影响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强大的技术总是让人类着迷而恐惧，人类一次又一次地在它们身上豪赌。这一次，筹码比这个想法背后的科学家们所知道的还要高。深度学习的兴起标志着数字技术的构建方式出现了根本的改变。工程师们不再细致地定义机器应该如何运行，一次一条规则，一次一行代码，他们开始打造可以通过自身经验学习任务的机器，这些经验包含了巨量的数字信息，甚至没有人能完全理解。结果他们得到了一种全新的机器，这种机器不仅比以前的机器更加强大，而且更加神秘和不可预测。

当谷歌和其他科技巨头采用这项技术时，没有人会意识到，这项技术还在学习研究人员身上带有的偏见。这些研究人员大多是白人男性，直到新一批的研究人员—包括女性和有色人种—指出这个问题，他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随着这项技术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包括医疗健康、政府监控和军队，可能出错的方式也变得更多。深度学习带来了一种力量，当它被那些科技界的超级巨头掌握时，连设计者都不完全知道该如何控制这种力量。而驱动这些巨头的，是它们对收入和利润贪得无厌的渴望。

辛顿的拍卖活动在太浩湖结束之后，NIPS会议也进入尾声，余凯登上了前往北京的飞机。在飞机上，他遇到了一位出生于中国的微软研究员，名叫邓力。邓力与辛顿有过一段交往，他也在这场拍卖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余凯和邓力是通过多年的人工智能会议和研讨会熟悉起来的，他们在飞往亚洲的长途飞行中挑选了相邻的座位。由于辛顿没有透露竞拍者的名字，他们两人都不太确定哪些公司参与了拍卖。他们当然想知道，而且邓力也喜欢聊天。他们在机舱后部站了几个小时，讨论深度学习的兴起，但他们都囿于自己的雇主，觉得有义务不透露参与拍卖的事情。所以，他们围着这个问题绕弯子，试图了解对方知道些什么，而不泄露自己的秘密。虽然没有说出来，但他们都知道，一场新的比赛开始了。他们受雇的公司将不得不应对谷歌的大动作。这就是科技行业的运作方式，这是一场“全球军备竞赛”的开始，这场竞赛将以一种几年前看似荒谬的方式迅速升级。

与此同时，杰弗里·辛顿乘火车回到了多伦多。他最终将前往位于美国加州山景城的谷歌总部，虽然加入了该公司，但他仍保留着多伦多大学的教授职位，并坚持自己的目标和信念，他为其他众多很快会跟随他的脚步进入一些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的学者树立了榜样。多年之后，当大家让他透露当初有哪些公司参与竞拍时，他以自己的方式做了回答。“我签了一些协议，约定永远不会透露我们与谁谈过。我和微软签了一份，和百度签了一份，还和谷歌签了一份，”他说，“最好不要深究。”他没有提到DeepMind，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在太浩湖拍卖之后，这家伦敦公司的创始人戴密斯·哈萨比斯把自己的观点烙印在了这个世界上。在某些方面，他认同了辛顿的观点；在其他方面，他可能看得更远。很快，哈萨比斯也加入了同样的“全球军备竞赛”。

这是辛顿、哈萨比斯以及引发这场竞赛的其他科学家的故事，他们是一小群来自全球各地的不拘一格的研究人员，他们会花费几十年来培育一个想法，要经常面对各种无端的怀疑，然后这个想法可能会突然变得成熟，它会被吸进世界上最大的一些企业的机器之中，而这是一个他们全都没有预料到的混乱世界。